这曾是一种惯常的思路，但在本届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不少城市予以明确否定。城市最佳实践区的展示主题之一即是“历史遗产保护与利用”，在大量城市经验中人们可以窥知，城市中沉睡的旧迹理应妥为保护，并借今人之手获得新生。

若没有它们，怎知自己身处何地？

意大利博洛尼亚案例馆里，有一段10多米长的廊道。两侧是不同风格的立柱，天花板上的屏幕则播放着壁画，耳边还不时传来罗西尼等意大利作曲家的音乐声。走到尽头，则耸立着两座仿制而成的“斜塔”。它们既是古城博洛尼亚的历史痕迹，也是其今天最重要的城市景观。

在博洛尼亚城，绝大部分建筑历史均超过800年；长达48公里、从市中心通往圣卢卡大教堂的长廊荟萃7种中世纪建筑风格，与两座97米的中世纪斜塔一道成为城市的象征。博洛尼亚案例馆参展人黄雪梅说，博洛尼亚人从来都将历史遗迹视作城市立身之魂。二战期间古城幸运地躲过炮火，让当地人庆幸之余更知珍惜。“无论怎样改朝换代，城市里千百年的古建筑却始终被妥善保护。”

今天的博洛尼亚已是意大利的先进制造业重镇，有顶级的兰博基尼汽车和仅4毫米厚的超薄瓷砖。但拥有了尖端科技与创意的博洛尼亚人在历史遗迹面前，依旧保持着虔诚与敬畏，更不曾想过要铲平其哪怕一寸土地。威尼斯、开罗、布拉格、毕尔巴鄂等案例也一一展示，一个已经或正在迈向现代化的城市该如何为历史遗迹留足空间，并使其在处处求“新”的时代依旧完好生存。那里的城市人总有这样的自问：“如果没有它们，我们怎么知道自己身处何地？”

唤醒业主的保护意识

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城市已认识到保护遗迹的重要性。但问题接踵而至：谁来保护？如何保护？需知，保护旧迹本就是件吃力的事，且其成分和牵涉面复杂，只靠政府的力量往往捉襟见肘。

这一问题在那些散落民间的“小型”建筑身上尤其突出。对此，印度本地治里案例给出解题之道：首先要发挥业主的作用，因为建筑本身与他们直接相关。2002年，这个有着大量濒危遗迹的老城加入“亚洲城市方案”，求解文化遗产保护难题。当年，本地治里就在当地老建筑业主中进行了名为 “文化遗产认知”的调查，并举行利益相关者会议，与业主们深入交流，其目的就在“充分唤醒业主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调查发现，大部分业主并非不知保护自己身居之所的重要性；但他们对如何保护却知之甚少。为此，本地治里借助“亚洲城市方案”的项目资助，辅以财政资金，实施了当地的古迹示范街——维赛尔街的修复工程。这个项目大获成功，并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物古迹保护奖。颁奖词中赞其“引起了市政当局、保护专家，以及最重要的当地居民的合作”，以此“恢复了历史特征的城市街区，并为社区注入了自豪感。”

在此基础上，当地政府适时推出“等额资助计划”，并联合建筑师，通过资金补助、技术指导等方式，帮助业主进行建筑修复。一些曾计划将自己的旧房“拆除新建”的业主，由此逐渐转入遗产保护的行列。在多方努力下，本地治里的大批旧街区得以重获新生。

把“重生”的旧迹“盘活”

对本地治里而言，修复只是旧迹重生的起步。在等额资助计划经验的启发下，当地旅游部门制定了一个方案，鼓励把登记在册的历史性建筑用作酒店、酒吧、商店等向公众开放。在当地人看来，此举既可提高历史建筑的经济价值，也能带给市民及游人对城市文化、艺术与精神的真实体验。

在其他城市的实践中，也多有类似经验。开罗案例和西安案例同时展示了 “公园”这一符号——开罗围绕一段千米长的古城墙打造出艾资哈尔公园；后者则结合大明宫遗址保护，即将建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公园既是城市 “绿洲”，又是典型的公共空间。将成片的历史遗迹以公园的方式加以保护，显然出于开放的考虑。

那些以个体方式存在的旧迹，也被最大程度开发为公共空间。博物馆、图书馆、甚至健身房，这些都可以成为一幢老建筑的新归宿。很多城市对此早有共识：如果仅将历史建筑保留下来而不与公众生活产生关联，那么在公众心目中，它们依然是“死”的。要真正重生，当让公众触摸到它们的温度。

甚至那些似乎够不上“遗产”的旧迹，也能借由今人的智慧“化腐朽为神奇”：阿尔萨斯案例，斯特拉斯堡人把旧码头仓库变成影像资料中心；巴塞罗那案例，加泰罗尼亚人将破工厂变身商务办公楼……甚至不用走进任何展馆，只消站在城市最佳实践区的空地上环顾四周，那些老厂房变身而成的展馆就足以告诉你，旧迹是怎样“重生”，并真正得到“盘活”的。 （朱珉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