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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和新政打造“效率昆明”急攻软肋


2008/3/25 14:27:02   来源:春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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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样是软环境啊?”疑问出自昆明海口镇一位农村学生的家长之口。当儿子带回一张“软环境建设意见”表,说老师要求一定要填写,这位只知道耕田种地的中年农民一脸困惑地打电话问朋友。  

    眼下,软环境建设,正如昆明日益升高的气温,迅速影响着从政府官员到普通市民的生活。昆明,这座有着宜人气候、一直被誉为最适宜生活的慢板之城,正被一位外来官员的急促语速和脚步快推向前。于是,“昆明新政”成为昆明本地,仍至全国媒体和网友们议热的时髦总结。 

    到今天,素有“个性官员、新闻人物”之称的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任上飞降昆明履职3个月,不到百日,这位新任云南省省委常委、昆明市市委书记用“软环境”——这个一般人很难全面理解的概念,开始了对昆明的“新政”建设。 

    几乎无暇仔细琢磨,昆明各级行政机关纷纷以向市民发放“软环境建设意见表”、举办座谈会或推出各种改善软环境措施,快节奏行动起来。近期,“软环境”一词见报率之高,足以让那位海口镇的农民很快知道,“软环境”对他意味着什么;而对公务员们来说,软环境,首先是对“能不能再快一点”的切身体会。一个“快”字,正慢慢逼升着昆明官场的行政效率;对普通市民而言,效率,将让习惯了慢节奏的他们知道,无论办事还是解决难题,不会再被一拖再拖,久拖不决。 

    昆明人慢慢意识到:生活原来可以更快的。 

    软环境建设逼升行政效率 

    “现在办下一个户口最长要多长时间?”“为什么要25天,能不能再快一点?” “如果市民要办理相关手续,现场可以办结吗?” “现场勘察、现场认证这是不矛盾的,不能现场办证的就别进来,不叫便民,要跑两个地方,反而劳民了。” 
“实现建设现代新昆明的目标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时间越紧,越要争分夺秒;任务越重,越要埋头苦干;压力越大,越要奋发拼搏。”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增强效率意识,凡事讲求一个“快”字,对事业、对工作都要有一种时不我待、寝食难安、力图突破的紧迫感、危机感和使命感,珍惜每一刻、抓紧每一天、走好每一步、干好每一年。要树立“等不得”的紧迫意识、“慢不得”的危机意识、“低不得”的目标意识,开展“效能革命”,打造“效率昆明”。 

    这些口号式风格的语言,并没有停留在讲话稿中,今年春节刚过,昆明对506项市级行政审批项目进行新一轮全面清理,保留197项,取消71项,其余合并或下放县(市)区,或转为管理服务。随后,按照“流程最短、效率最高”原则,重新设定审批时限,每一行政审批项目的审批时限,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压缩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随后,首问首办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和服务承诺制三项制度陆续推出。全市所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媒体上就限时办结、服务事项与服务标准等作出公开承诺。昆明市8位副市长也就如何推进所分管的工作在媒体上作出承诺。 

    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以提升效率为核心的“新政”刚刚开了个头。 

    阳光政务下的效率与民众期盼 

    2月14日 ,昆明市委、市政府召开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建设动员会,正式拉开“软环境攻坚战”,确定“推行党务、政务公开,营造一流的软环境,为加快现代新昆明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各县(市)区、各部门‘一把手’,要在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作出公开承诺,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副处级以上干部,要公布姓名、职务、分工、工作电话,制作《市情手册》摆在书店出售……”2月16日,从市委书记仇和、市长张祖林,到所有副处以上党政领导的工作联系电话,以及市级主要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等见诸报端。 

    此举立即成为全国范围的热论焦点。长期以来,“政府热线”、“市长热线”这个官民联系渠道,在昆明和国内其他城市并不新鲜,但像这样大规模在公众媒体公布官员职责与工作电话,在全国并不多见。 

    领导电话的公布,使有的市民积压数年的个案得以迅速解决,有市民现场投诉的问题,得到有关部门高效的处理。于是,有媒体极力渲染“我和仇和书记通了电话”之类的报道。 

    但是,更多市民保持的则是“谨慎的乐观”。昆明市一位政协委员说,电话号码的公布只是政府工作作风转变的一小步。“只能说明老百姓有地方找人了。但能否找到人?找到人后又怎么办?政府还需有一系列具体措施。”能否因此执行好“阳光政务”则是另一个问题。云南大学教授熊思远就认为,“公众对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需求,不仅是出于解决具体问题的需要,更是对沟通无碍的对话机制的渴求。” 

    争论并没有让这一“新政”停下脚步,而是走得更快。昆明随即公布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工作电话,其中有部分是手机号码。昆明有的区县公布了副科级以上干部电话。这种构建“全天候”沟通渠道的做法在基层也在推行,五华区新村派出所就将社区民警手机号码印上名片,以便让辖区居民“24小时找得到人”。 

    政府积极与民沟通的善意和举措得到回应,有网友自发在网上征集“拨打领导干部电话自律公约”的相关条款。人们开始讨论的是,如何让官民沟通渠道“保持效率”。显然,作为“昆明新政”的重要标志,领导电话与分工职责的公布,也给市民上了一堂政治课。这堂课的主题正是“效率”。 

    或许,只有当习惯于慢节奏的昆明市民,对高效率有了切身的感受,提升行政效率才能有强大的推进动力。 

    效率提升会否逼出曲意迎合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仇和到任昆明3个月后,“昆明新政”正改变着昆明人的生活节奏和官员的行政思维。多个涉及交通解堵的工程项目纷纷开工,从道路的私改公到“城中村”改造重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效速度拉开帷幕。市民开始习惯把政事作为谈资,官员们也明显感到“时间不够用,事情比较多”。就记者观察,接触到的公务员加班时间延长,节奏明显加快。 

    当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也少不了抱怨。“今天,你被仇和了吗?”这样的问候语悄悄流传。一位区政府公务员私下向记者坦言,新措施推出速度太快,有点跟不上。“地毯式的观念轰炸”让人应接不暇,还需慢慢适应。他担心:“上级是想大刀阔斧地改革,但下面的理解和执行力度是否能与之相适应?” 

    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到这样事例:过去二代身份证数月拿不到,如今办事人员主动送证上门,这样几乎180度的转变,让人担心效率会否扭曲。于是,在对行政效率迅速提升的一致赞美背后,外界对另一种“效率”表示出担忧。 

    颇受争议的“瞌睡局长”被勒令辞职事件,引起全国网络关注,对该事件热议的舆论并未一边倒。南方一家媒体就评论道:“打盹儿丢官”是长官意志的表现,人治色彩浓厚;更严厉的批评则是,副局长被摘掉乌纱凸显了权力对更高级别权力的献媚邀宠。“当天的批评只是要这位副局长改进会风,并没有任何更多的意思。”随后,《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还原了仇和的真实想法。报道说,仇和当众批评这位副局长后,并没有进一步的“指示”和“授意”。 

    相对应的是,在《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中,仇和表示:“今后我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 (记者 赵梅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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