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是20世纪以来中国西部较为严重的一次大震。应该说，近年来在西部大开发中，各界在关注西部危情时，着力点在生态环境及沙尘暴的治理上，忽略了对西部固有重大自然灾害“国情”的分析与传播，不能不说使本来就难以预测的地震的危险性的预知增加了难度。

　　中国西部是地质构造活动极为强烈的地区，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中国东部向西部推挤的联合作用，使西部地区有呈一定方向的多条活动断裂带。西部地区的地震大多位于地下30～40公里处，对地表及建筑物造成较大破坏；地震活动周期短，青藏高原南部、天山地区的地震活动周期分别为几十年和一百年。从1902年8月22日新疆阿图什8.25级大地震到1996年2月3日云南丽江7.0级大震，20世纪历经百年，西部共发生7级以上大震27次，其中震中在四川的有五次之多（1923年3月24日炉霍道孚间7.3级、1948年4月25日理塘7.3级、1955年4月14日康定7.5级、1973年2月6日炉霍附近7.6级、1976年8月16日松潘平武间7.2级等）。研究表明：以东经107.5°为界，我国大陆西部的地震活动频次与东部比例为6.7:1，地震释放能量之比高达25:1。西部县镇以上城镇25公里范围内遭遇过6级以上地震影响的有227个，有7级以上地震记载的有55个，西部地区总共1083个城镇中有608个位于地震烈度Ⅷ度及以上区域。据国家地震局研究报告预测，未来50年，西部地区南北地震带活跃，地震遵循西密东疏、西强东弱的规律，西部城市地震灾害会加剧，西部大开发非充分重视地震灾害不可。

　　从综合灾情出发，西部除了严重的地震与地质灾害外，还有水资源安全、水旱灾害、气象灾害、沙漠化灾害、农林牧灾害、地方病与流行病灾害等。要看到，近年来西部大开发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应更清醒地认识到，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综合抗灾能力低下，任何开发建设项目更应按总体规划去做。因此，要通过汶川大地震，提升西部城乡规划政策研究在防灾减灾认识上的“起点”，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在西部城市化建设及其开发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三石